4月30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原主教練李鐵案二審公開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為何李鐵一審時已經“認罪悔罪”卻又選擇上訴？李鐵的辯護團隊主張李鐵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以期減刑，但二審維持了一審的判決，依據是什么？二審法院是否確認了李鐵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省高院借地方法院的地方進行二審是否罕見？此案的判決對于未來中國足球行業發展起到哪些警示作用？

北京廉政法治協同創新基地主任、首席專家彭新林接受了長安街知事的專訪。

認罪悔罪與上訴并不排斥

知事：2024年3月28日，李鐵案一審開庭時，他既然已經“認罪悔罪”，為何又在一審結束后的上訴期最后一天選擇上訴？

彭新林：李鐵認罪悔罪，表明其有明顯的悔罪表現，但一審結束之后提出上訴，應是對一審判決不服，包括可能認為相關罪名定性不當、量刑偏重等，提出上訴是其訴訟權利。

認罪悔罪與上訴并不互相排斥，上訴不代表其不認罪悔罪。根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被告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審刑事判決的，有權在法定期限內（10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

知事：如果李鐵對二審判決依然不服，可以繼續上訴嗎？

彭新林：二審判決即為終審判決，當事人不得再提起上訴，他的兩審法定程序結束了。

若李鐵或其辯護人不認可判決結果，需證明終審判決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等問題，才能申請再審。此時就不是“上訴”，而是“申訴”。但啟動再審門檻極高，屆時需要司法機關嚴格審查判斷。

而且，申訴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不停止生效刑事判決、裁定的執行。意思就是說，就算李鐵方面不服、提出申訴，這期間他依然要在監獄服刑。

李鐵作為國足主教練，系國家工作人員

知事：一審認定了李鐵的5項罪名。對于受賄罪一條，李鐵方面主張他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不符合其主體，以求減輕量刑。但二審法院最終駁回了他的上訴，維持20年有期徒刑的判決。法院的主要依據是什么？是否明確認定了李鐵的身份？

彭新林：李鐵涉及的罪名較多，我們可以逐條看——?

在受賄罪中，李鐵利用擔任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選拔隊（簡稱男足國家選拔隊）主教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簡稱男足國家隊）主教練職務上的便利或者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5000萬余元。李鐵的主體身份為男足國家選拔隊主教練、男足國家隊主教練，系國家工作人員。

在行賄罪中，2019年李鐵為當選男足國家隊主教練，請托他人提供幫助，給予他人人民幣100萬元。此時的身份是武漢卓爾俱樂部主教練，即非國家工作人員。

在單位行賄罪中，李鐵的身份是卓爾俱樂部主教練，其在卓爾俱樂部任職期間，為謀取當選男足國家選拔隊主教練、提高卓爾俱樂部影響力等利益，與該俱樂部負責人商定，請托他人提供幫助，該俱樂部給予他人人民幣200萬元，李鐵屬于卓爾俱樂部所犯單位行賄罪（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責任人員。

在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中，2017年至2019年，李鐵利用擔任卓爾俱樂部總經理、主教練職務上的便利，為華夏俱樂部在球員轉會、贏得比賽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先后收受華夏俱樂部給予的人民幣共計2600萬余元。李鐵此時的身份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在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2015年至2019年，李鐵先后在華夏俱樂部、卓爾俱樂部任職期間，為贏得比賽或獲得有利比賽結果，與俱樂部負責人商定，請托其他足球俱樂部在比賽中配合或者消極比賽，華夏俱樂部、卓爾俱樂部給予相關人員錢款共計折合人民幣3905萬余元。李鐵在此的身份，屬于華夏俱樂部、卓爾俱樂部所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責任人員。

《刑法》第93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概念和范圍作了明確規定。根據該條規定，刑法上所稱國家工作人員，就是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除此之外，系非國家工作人員。

在李鐵案中，男足國家隊屬于中國足球協會下屬足球隊，而中國足球協會屬于受委托從事公務的社會組織，根據法律授權和政府委托管理全中國足球事務。李鐵所擔任的男足國家選拔隊、男足國家隊主教練的職務受賄，屬于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情形。

知事：如果國足主帥是外國人，身份應該如何認定？外籍主教練也算“國家工作人員”嗎？

彭新林：外籍主教練是否構成受賄罪，不取決于國籍，而是要看是否從事“公務”，比如是否由國家機關或國有單位正式聘任并賦予管理職權。

省高院借用地方法院場所，并不罕見

知事：關于李鐵的受審法院，李鐵案的一審由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上訴后，湖北省高院借咸寧中院的場所進行二審，這種情況罕見嗎？

彭新林：這種情況并不罕見。根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上訴、抗訴案件，可以到案件發生地或者原審人民法院所在地進行。這意味著，刑事二審案件的開庭地點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有一定的靈活性，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情況，從法律效率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出發選擇審判地點。

二審審理選擇原審法院作為審理地點：一是方便當事人參與訴訟，節省人力、物力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二是更便于了解案情，開庭還能起到更好的宣傳法制、教育群眾的效果。

此案為中國足球發展敲響了警鐘

知事：李鐵案已成為中國足球反腐的標志性事件，您認為它起到了怎樣的警示作用？對后續類似案件的審理具有哪些重要的參考或引導意義？

彭新林：發展和振興中國足球，是建設體育強國的必然要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李鐵案的處理，既彰顯了國家對足球腐敗的重拳出擊態度，也反映出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挑戰，包括積弊已久的灰色生態、在行業監督和管理方面的嚴重漏洞等問題，足球領域反腐斗爭仍然任重而道遠。

對李鐵案的依法處理，也為中國足球的未來發展敲響了警鐘。只有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足球領域腐敗，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施治，加強足球領域制度建設，完善行業監管體系，提升職業素養，重塑行業風氣，才能徹底糾正足球行業的混亂與無序，讓中國足球真正走出困境、重振雄風。